甄子丹的《导火线》已经是过去了两三个月了，只是百老汇大屏幕上清晰动感的画面仍然在脑波中滚动。

《导火线》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中国凌厉的散打码上了美国黑客帝国式的绝杀， 在疯狂而简明扼要的动作分解中，完成富有梦幻的宣泄式的报复社会的作恶与行侠仗义的安民保家的惩恶，于此二者间的夹缝中喘息着按部就班执行着的制度的软弱以及对此的质问与鄙视。这在有着悠久的警匪纠缠历史的港片来说，这些都不在是新鲜事了，只是在经过过“无间道”式的巅峰的蹂躏之后，沉寂的港片再也掀不起观众们的票房欲望了，“功夫”过硬的甄子丹或多或少地勾起了我们对“那些美好记忆”的幻想，走进电影院，坐在电脑前，钉在电视上，等待“幸福”的降临。
被90后蹂躏得竭斯里底的观众们，又可以坐在一起谈论90前这些逐渐被潮流和狗仔队遗忘的偶像们了。

在导演叶伟信和甄子丹们的努力下，《导火线》把《杀破狼》的血腥和《龙虎门》的简单做了改进，用美国的特技来冲淡“狼”的血腥，加入“人性”、“制度”和“行侠仗义”的思考来使之冲破“门”的简单。然而，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行侠仗义”的义勇英雄与“按部就班”的制衡程式的冲突。甄子丹们并不是这种冲突的“导火线”，他们只是我说话的因由。“行侠仗义”从“侠义小说”诞生开始已经开始，而义勇英雄与社会制衡程式冲突的巅峰非梁山108位英雄好汉不能立起。这108为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义举，“天上的星星”都“参北斗”了。然而，当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完了之后，竟也归顺了“朝廷”，纳入了社会管理的正轨。其后，总有不少的英雄义士试图冲破这种“冲突”的宿命，但最终只能成为隐居山林“风清扬”，或在虚构的江湖与现实的官府之间游走的“令狐冲”和“乔峰”等，甚至于“李寻欢”深陷尘世而不能入“江湖”。至于后来，黄飞鸿、霍元甲、陈真等无不是在“官府”的管理下过着“爱恨情仇”的生活。杜琪峰、吴宇森们的“阿sir”和“大佬”则规规矩矩地生活在香港健全的法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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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线》中的甄子丹对“内务部”的蔑视有着“跨张”的蔑视，我们的大英雄在制度中似乎可以抬起头来了。这大有《虎胆龙威》系列中的布鲁斯·威利斯的风采。这个布鲁斯·威利斯能凭一己之力灭掉一个恐怖团伙，甚至一支专业的特种部队。而在这个过程，死板的政府管理制度不但不能帮助他去“冲锋陷阵”，甚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敌人的“帮凶”。约翰·麦克蒂尔南通过布鲁斯·威利斯的丰功伟绩来嘲弄着这写所谓制衡着的程式，但是有着“虎胆”和“龙威”的人仍然得为自己最后的退休金而努力着。

义勇英雄都努力证明凭着他们刚正不阿的品格能给社会带来福音，但是阿德诺·汤恩比却说“希特勒的欧洲”的失败之一归咎于希特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变成寡头的“独夫”管理，“圣者为王”还不如英国获得自由后的杀人犯的一张选票。被历史车轮碾过的时间证明，激活各种社会团体的活力和民众辩论的自由，要比培养一个“为王”的圣者更为合符上帝思考的逻辑。“仗义”的“行侠”能解救一人之险，但不能扶助一方百姓；能化一险为夷，但不解后顾之忧。“滞笨”的制衡程式可能贻误一些不该牺牲的性命，但一个“风骚”的独夫，足可以毁灭千百民生。

甄子丹扮演的“阿sir”点燃了劫匪复仇的导火线，点燃了暴力执法的导火线，点燃了对抗制衡程式的导火线，而这些随着屏幕最后闪烁的光芒的熄灭，一切“导”而不然——拍戏的领片酬，领了片酬要纳税，偷税漏税要查办。

总之，孙悟空是跳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