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是共产主义者，不该谈什么轮回。
然而生活的巧合，让生活着的人迷茫地陷入怪圈。
小村的生活，有着千百年来雷打不动的惰性。二十年前，我尚是顽童年代在邻家画下的印记，昨天偶然见着，甚是清晰。只是雪白的墙，爬上了斑驳的苔藓。
这是叔公家的墙。
叔公家与我家挨着。叔公的曾祖父与我父亲的曾祖父是亲兄弟，他家与我家算是堂亲。至于更多的历史，若墙藓般斑驳。
在口口相传的述说中，叔公当过兵，是五十年代的兵，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炼过钢铁。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冻疮，是叔公在飞着冷雨的春节，和大伙一起聊天的时候描述过的。
跟五十年代的老兵的遭遇大抵相同，叔公转业回到家乡，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
据说，大集体解散，分田到户，是叔公当书记时候主持的。叔公是个典型的老实人，直至今天没有那个自然村的人，说他家的天分得不公平，因为这些田地都是按照肥瘦水旱搭配妥当，由大伙抓阄抓来的。倒是听到几个爱占小便宜的人抱怨叔公当了书记都不给自己村弄点好点的田地。
再后来，叔公调到了镇里的农科所去当技术员了，听说他曾经上过农校，学的是水稻栽培，因此自我懂事开始，每年都春耕夏播都能见着乡里乡亲托叔公带稻种和农药回来，在路上经常见着乡亲询问水稻该喷什么药施什么肥了。
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每天早上七点钟，叔公准时从家出发，骑大约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小镇上班，傍晚大约六点半左右又骑着车到家了，十年寒暑不变。变的只是由当年二十九寸的凤凰牌自行车换成了二十五寸的永久牌自行车，由原来的“机耕路”和走独木桥绕近路变成直通小村的水泥路，由尚是年富力壮的中年人变成耳朵有点“背”的老年人了。
我倒是很愿意叔公骑着二十九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在泥巴路上奔驰的形象恒久不变。但是，我猛然发觉这种意愿不可能成立的时候，关于过去的种种美好愿望都在遭遇生活残酷的煎熬。
当小村同上水泥路后不久，叔公的二十五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上来电动助力车，这是他女儿卖给他的，理由是他年老了，总是骑着自行车太累了。最末的一次见着叔公是去年初夏，天气尚是氤氲，叔公习惯性地披着灰麻布的中山装外衣，斜着身子坐在门口晒太阳。他已经病了很久了。老疾新病，本是粗壮的身躯现在变成了一种负担，跟他打招呼都要提着嗓门了。
更多的事情，不再知晓了，知道的在去年年末，叔公去世了。
正值新年，本当热闹。若是往年，叔公会早早的问，今年你家是杀鸡还是宰鹅啊？他家的VCD机亮堂堂地播着《步步高》、《醒狮贺岁》等等，他在忙出忙入地备菜煮饭，甚是热闹忙碌。今年一贯地冷清。叔公儿女各奔西东，剩着的有时见着叔婆在应和着到访的亲友。
年的气氛，莫过于互相问候着你家是杀鸡还是宰鹅，谁谁回家过年没有，谁谁来走亲戚没有，如此这般的惦记着，分享着。今年的大年三十，没有人问我，你家是杀鸡还是宰鹅了，没有向我炫耀，我家贴好春联准备吃年夜饭了，你家怎么动作这么慢呢，没有人在凌晨刚到刚完就把音响开得亮堂播放《醒狮贺岁》的同时，噼噼啪啪地放着爆竹……这些都是一年中最为亲切的声音。
春节在自娱自乐中祝福着。
这些印记一并与儿童时画下的那道痕，一样的深远，不知岁月的苔藓能让这痕印作何种斑驳的消融，只是茫茫然中浮现轮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