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靠不住 儿女靠不上 中国式养老困境如何破(图)

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养老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养老”的字数虽然比去年多了一倍多(14:6),但似乎并没在“两会”上形成特别的热门的话题。倒是新华社在“两会”期间发的一篇“养老不能靠政府”、呼吁“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助力破解全球养老难题”的文章,在社会引发众多议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从当初的“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到“养老不能全靠政府”,政府是不是开始甩包袱了。

这也许多少反映了当今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的困境。而笔者提出的大力发展乡村田园抱团养老的新路径,恰恰为化解当今日益严重的中国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既不需要依赖政府、又不增添子女负担的新型养老模式。

在上篇文章(《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笔者阐述了打通城市居民逆向流动到农村的政策体制、政府开辟城市养老退休人群到乡村田园养老的“阳光大道”后,将会有大量的城里人到乡村养老。读者对这点的疑问不多。但是,真正能去乡村加入田园抱团养老的人口总量究竟会有多大、能不能占到城市养老人群的三分之一、乡村养老的市场潜力及人口总量能不能达到七八千万,有人对此表示质疑。

确实,在政府打破政策门槛、允许城市养老一族到乡村“桃花源”实现田园养老的政策大门打开后,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新上山下乡”,这个基本的总量不厘清,就难以对乡村养老这个未来第一消费产业的“黄金组合”意义和作用和影响有足够的重视。

这里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的问题:首先,中国城镇退休养老的人口总量究竟有多大;其次,能够到乡村田园养老的比例有多少;最后,才能算清真正迫切需要到乡村田园养老的人口总数。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城镇现有的退休和养老人群总量究竟有多大,这方面要有全面的认识。

当前中国的退休年龄是从50岁开始(企业的女职工),加上就业方面出现的4050问题(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失业),实际从50岁开始退休的人群比例会更大。

而以60岁为标准的社会老龄化程度和养老问题,在中国的现状和趋势又是怎样?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1%,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年7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该指数通常也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高达49.6岁(2015年为37),这比欧美一些国家将“更显老态”(届时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预测数据为40岁出头)。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到中国全部人口的36.5%。

而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已出现加快上上势头。2008年至2010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从12%提高到13.26%,年均增长0.42%个百分点,2011年后,每年增幅都达到0.6%百分点。

2017年下半年公布的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

比这个全国平均数”更能反映城市养老问题严峻性的,还是在一些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更是高出全国平均数的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还有逐步加快之势。

上海的相关统计数据,可提供这方面佐证。据上海市统计局和民政局发布的消息,2015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435.95万,占总人口比例已首次突破30%。据预测,到2018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2020年总数将超过540万人,且随着时间推移规模将持续扩大。

上海市老龄化的今天,可以说是全国老龄化的明天。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相似的大中城市更将如此。南京某大学师生2003年曾经对南京市原白下区(现已并入秦淮区)做过一次城市社区调研,发现当时该区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就已高达26.9%。

由此不难看出,在全国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快速上涨到城市总人口的25-30%左右。如果再延伸到50岁以后的退休人群,中国城镇现有的退休养老者的总数,推算已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全国城镇人口总数(81347万人),大约有2.7亿人。

当然,这还是全国城镇退休养老人口总数。其中,还有些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开医院或医疗护理的老人,他们参加不了到乡村以自助服务为主的抱团养老。估算他们的比例为15%略多(4000万人左右),那么还将有2.3亿人可以参加到田园抱团养老之中。

那么,在这2.3亿的能够参加乡村抱团养老的城镇退休养老人群中,究竟会有多少人有意愿真正加入到田园养老的大军中去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三分之一,而且这个估算还是偏于保守的。理由如下:

首先,当今中国的养老,已进入“上不能靠政府、下不能靠子女”的极为严峻的“新常态”。与城市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无论是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还是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都已经远远不能胜任日益突出和严峻的社会养老问题。

从政府方面来说,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在2015年全国22200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能享受到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只有2155.1万人,连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更是少到仅有26.5万人(千分之1.19);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为257.9万人(占比也只有1.16%)。事实说明,依靠政府及公共财政来解决社会的养老问题,只能示范性的救急,根本不能解决整体性最基本的保障问题。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基金当期结余已首次出现缩水。据人社部发布的《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快报数据》显示,2015年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分项上,,当期结余共721.4亿元,比上年减少了8.8亿元。据介绍,这主要是由于领取养老金人数快速增多导致支出规模明显扩大所致。早在2014年,财政补助已占养老基金收入规模的64.9%,这意味着在现有公共财政政策的模式下,政府对养老方面的支出的增长空间已相当有限。

而作为中国传统养老基石的养儿防老模式,到了计划生育“独一代父母”,也变得“灰飞烟灭”。这不仅在于独生子女不可能再像多子女分担一样,一个人需要独自支撑和承担起父母的养老问题(经济上的赡养和生活上的帮助),而且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学费和高医药费等等),反而使这些独生子女相当一部分成为“啃老族”。此外,异地就业大势之下,独生子女和父母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现象越来越普遍,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一般人以为,空巢老人主要是农村的问题,其实远非如此。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中国目前空巢老人已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农村50岁以上的空巢家庭只有40.3%)。以2015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6.1%的比重来推算,意味着全国城镇老人的空巢率接近65%左右,城镇空巢老人的总数已高达7500万人上下。换句话说,中国城镇老人的空巢率不仅比农村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三分之二属于空巢化。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这份调研报告,在中国的空巢老人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近10%,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

在中国大中城市出现的这种老年人口占据三分之一的发展趋势,和近三分之二的老人空巢化的倾向,已经对现在的城市社会的全面小康及和谐发展,构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破解这一日益严峻突出的社会难题,已经成了社会各界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

以上,还只是从政府财政养老和传统养儿防老传模式,来剖析在当今中国社会在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的高压之下,中国城市的退休养老人群必须寻找新养老模式及乡村抱团养老的强大动力。

在政府不能完全依靠、儿女又指望不上的大背景下,对绝大多数只能靠自我服务为主的养老群体来说,互帮互助型的抱团养老,也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依赖和选择的养老模式。

但对这些抱团养老一族来说,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找到生活最宜居、成本支出更低、老年活动最丰富的“抱团之地”却成了大问题。无论是现在极少的医养结合养老中心,还是开发商推出的各种养老地产,都不是抱团养老的最佳之地。坐等式枯燥单调的生活模式,价格高昂的费用支出,使这些养老方式难以被大多数老人问津,更不是抱团养老的择优之选。

而中国农村大量闲置的空心化乡村农舍,特别是1.4亿亩可以通过整治盘活的空心村宅基地等闲置农村住房等建设用地,正好为中国城市日渐庞大的养老人群,可提供最适宜、成本最低和最可按需建设的抱团养老集聚地。

这还是从城乡资源重新整合优化配置的宏观层面来说。对城市退休养老者个体来说,乡村山水田园的桃花源一般的养老休闲生活,更是为他们创造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养老生活基础。

相比于高度紧张、环境污染和空间拥挤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般的城市,乡村无异可以为退休养老者提供更适宜的人居环境。乡村田园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活轻松。这样的养老生活,不仅只是环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为生活模式的返璞归真创造了条件。闻鸡而起,晨练养生,养花弄草,种菜饲禽,三五好友,交流趣好,等等。这种回归自然、随性本真、择群宜居、身心放空的养老生活,不仅创新了比其他形式养老模式更有情趣、更人文、更有吸引力的养老模式,而且在打造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的同时,更是大大提升了老年生活的品质和含金量。

除了养老生活的品质和含金量大大提升外,上述举措也使到乡村抱团养老城市养老者,在经济上有了可观的效益。

在家庭经济和养老支出上,乡村养老就会使他们有两笔可观的收益。首先是生活成本的大幅降低。无论是吃的新鲜蔬菜瓜果,还是居住的生活成本,农村都比城市的支出费用要少得多。城乡的剪刀差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在同样的支出下,乡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养老质量都要高出不少。

其次,更大一笔的经济账还是在城市原有住房空闲后出租所带来的收益。在一般大城市,七八十岁老两口居住的房屋面积一般在七八十平方米左右;而五六十岁新近退休者,住房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以上。他们城里的住房,月出租的价格在3000-8000元之间。以5000元为平均数,他们拿这笔租金到乡村养老,不仅可使夫妻俩不再需其他的收入来支付日常费用,实现“零费用养老”,而且还可年结余2.4万元左右;如果一对夫妇在乡村租赁和改造养老住房总共需要30万,那么他们就可用12年半结余抵消这笔乡村养老的最大支出,这又是“零投入的养老”;如果这种互助抱团养老周期为20年(夫妻平均从57岁到77岁),相当于在剩下的8年左右(40%)的时间里,又可实现可实现“零成本、有结余”的养老。老人的退休金和其他积蓄和收入,则可用在国内外旅游、养生保健和其他兴趣爱好上。这不仅极大保障了乡村养老者的高质量的养老生活,还将大大减少对本身就“底气不足”的公共财政的依赖,为社会稳定加分。

所以,从养老模式的压力和动力两方面来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把愿意到乡村抱团养老的比例,推算为中国城镇可以到乡村生活的退休养老者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多么保守的估计。

同时,人们更可清楚,把城市里上亿的中产阶级退休养老者“搬”到乡村去,绝对不需要什么行政命令和动员,更和五十年前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这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成为一种惯例。

驱动城市上亿中产阶级退休养老者回归农村的“魔杖”,不是什么最高指示、红头文件和行政的命令,而是一种自愿向往、于己有利、城乡资源优化融合市场逐利行为。市场,才是颠覆传统的力量。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下乡抱团养老,最大的担心倒不是市民是否自愿,而是怕会不会踩到政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红线,政府的“门槛”拆除了没有。

其实,只要仔细研读这一年来的“红头文件”、特别是不久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相关文件就会发现,不仅乡村养老最受制肘的养老地产的农村用地政策的门槛和障碍基本消除,而且还专门对乡村养老产业“敞开大门”。

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特别强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在“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同时,为使“农民的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养老等产业的载体”,还专门开了一个大大的政策的窗口,即“允许县级政府通过村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优化村庄用地布局”,为单独选址的农业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注:当然包括养老用地)等建设预留规划用地指标,对“利用收储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还明确要“给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可以说,这些新政策,使大力乡村养老产业有了最大的“政策护身符”,过去最大的农村土地政策上门槛,已不复存在。

其实,在一月中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就强调“国土资源工作要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有更大担当”。他说,要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切实解决乡村建设发展的用地制约”,并说可重点结合发展乡村旅游和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的经验和办法,并专门提出了要保障“养老服务业发展等民生用地”。正是这次会上,这位部长透露,中国将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此举标志着在农村建造租赁型的养老住房不再有政策壁垒。

此外,稍早时候(2017年8月)国土资源部就会同住建部签发的一份文件,“撕开”了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的“政策门槛”。只不过当时只是在全国13个城市开展首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等都在其中)。这份文件提出,在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机制上,既可以由村镇集体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当时要求2020年底前,“着力成功运营一批集体租赁住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支撑”。而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一下子在全国提前铺开,为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乡村养老产业,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综上所述,下乡抱团养老,通过养老模式的创新,不仅可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犯难”的养老难题,而且也化解了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养老在养儿防老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作者系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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