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产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楼,但更要自由!

阿明(化名)年收入过百万港元,但仍然积极参与近日的香港示威。

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活动已经过去几十天,警民冲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动催泪弹、橡胶子弹以作驱散成为常态,示威者的装备亦逐步升级,从雨伞、纸皮盾牌,慢慢变成铁板、长棍、弹弓、汽油弹。示威者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包括撤回条例、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释放被捕示威者等等。但政府除了“暂缓”修例外,没有回应其它诉求。

记者多次在抗议现场观察到,前线示威人士的组成远比媒体描述得多元,他们中不仅有年轻人或大学生,也有一些在社会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

BBC中文此前采访过年轻示威者、前线警察以及一些警察支持者,这次采访两位中产示威者,希望呈现这场抗议活动的全貌。

“我不敢想象2047”

30来岁的阿明(化名)是科技界的才俊,一边做科技生意,一边在大专院校任教,年薪逾百万港元。已有一双子女阿明住在父母为他们买下的物业。

有别于身边专业 人士朋友,阿明频繁出现在“反送中”示威冲突现场。除了为了规避催泪弹而带上口罩外,他不会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装备走到最前,也不会冲撞或伤害他人,大部分时间作支援,提供物资,协助学生,或是帮平民疏散。

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诉求,阿明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下一代。他说在示威前线见到的学生让他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 2003、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但年纪渐大,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经常提醒自己以理智,非情绪去观看事态发展。

阿明说,作为老师,他希望在前线帮助学生,作为父亲,他也思考子女未来的路。

中国此前曾作出香1997年港主权移交后“50年不变”的承诺。《逃犯条例》争议让更多人担心香港未来“一国两制”的走向如何。

“我不敢想象2047后的香港,也许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国一制,香港会失去所有事情,香港两制下的独特性会被铲除。”

阿明说,现在有太多外来文化来对香港的语言、生活模式、价值观、专业主义等等,都有所冲击,香港人就是因为对这些改变感到反感而出声。

“我要移民其实不难,但我和太太有共识,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我们不想他们有外国国籍,因为我们一直好鄙视香港高官这样做(其子女有外国国籍)。去到2047年,我真的不知道情况有多坏,现在惟有尽力做,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也有为他们的未来付出过,由他们自己的决定,”他说。

阿明认为,政府没有一丝让步,示威者把行动升级是“别无选择”,无论是冲击立法会、不合作运动等等,他予以谅解。

以往,香港民主派激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会被同阵营的人谴责,但近几次的警民冲突变成常态。民主派政党或支持者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作口号,不作出谴责,指责问题出自在政治上毫不退让的政权。中港政府与警方均高度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认为是不能接受。

当问到他对示威者的作为的接受程度时,阿明回答说,“我接受不到疯狂杀人,如果目前只是弓箭、汽油弹等,我觉得可接受,他们只是别无它法,才会采取这些手法,更大杀伤力的举动只会是疯狂的outlier(异常分子)才有的。”

对于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一名警察被示威者围殴的情况,阿明说,“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我都觉得有点过火,暴力可以温和一点。”

但阿明同时强调,每件事情要先看其前因,也可能是警察“咎由自取、先撩者贱”,事件发生到这个地步是被迫出来。

人权组织及示威者指责香港警方在连串“反送中”示威中过分使用武力,以及涉嫌包庇纵容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的白衣人士。

警方强调执法人员只是使用“适当武力”,“和黑社会势不两立”,但这些解释并没有得到示威者广泛的认同。

阿明说,“这是一个良知黑白的问题,在经历这么多事情,警察未能执行自己专业的职务,绝对是令事件更严重,但我个人深信警察大部分人都知道良心在哪儿。”

“有楼不代表未来稳定”

35岁的阿祥自称是一名“富二代”,父亲早年在大陆设厂,赚了不少钱,从小到大,不愁物质,高中和大学时期,父母供他赴英念书,毕业后返回香港,在父亲人脉的帮助下,进入一间银行从事行政工作,月入几万港元,“不算是最赚钱的一群人”,他在父亲协助支付首期下,几年前和太太置业,还没有子女。

以前他政治冷感,一直不明白为何香港人要走上街头,认为社会上参与政治的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是因为他们不会赚钱而抗议。五年前,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行动(又称“雨伞运动”),阿祥惊觉他身边的朋友积极参与其中,而自己“懵然不知社会上发生甚么事情”。

“占中酝酿之时,我觉得他们(占中三子)又是一群争取利益的政客,他们竟然提出做违法占领道路争取普选,我完全接受不到,我当时不明白,为何一群人这么在意民主。”

那时候,他在社交平台表达反对占中的想法,几个中学同学私讯他,有人责骂他不理民间疾苦,有人尝试向他解释运动的目的。

“我此前不知道他们对政治充满想法,每次与他们见面都只是吃喝玩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刻意迁就我,去避开讨论政治。”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向为了争取普选而占领道路的示威者投下催泪弹,当天,阿祥在社交网站看到自己一位朋友头破血流,“那是我第一次为了一场运动而哭,受伤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会站在前线,原来我一直不了解的身边的人……我问这位朋友,这样受伤值不值得,他说,为了香港和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原来有些人真的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去抗争,我认识到,我曾经无知。”

“雨伞运动”是他政治启蒙的触发点,“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看新闻”,从理解示威者,变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会在意选举和参与游行。

2019年6月,《逃犯条例》争议爆发,发生多次警民冲突。6月12日,他在立法会外亲身体验了人生中首枚催泪弹,在混乱的示威现场,他在警方挥舞警棍下逃走。

他说那天自己只是现场,什么也没做,却也有这样的遭遇。“我是从那一刻开始决定永远与警察势不两立,五大诉求中,我最关心的就是一定要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

阿祥认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除了宣布“暂缓”修例以外,具体上并没有回应示威者其他诉求,香港的制度出现问题,反映这个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会民意”。

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楼,阿祥得悉状况,便展开了他称之为2019年版“黄雀行动”的义载行为,他与多名朋友各自驾车前往该区附近,并派人到金钟附近寻找黑衣年轻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黄雀行动”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后,香港各界营救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我看到(冲入立法会)那一幕哭了起来,因为我发现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于现状,留在自己的安全区(comfort zone),不敢参与直接抗争,而要让一群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去为我们争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们同行。”

之后,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头盔协助前线示威者,他强调不主张向警员投掷杂物,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有时会拆毁栏杆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临近失控时,他也会呼喝不要过火,“有时看到他们放火,我也有点害怕,但其实他们也无心伤害他人,针对的只是曾对他们暴力的警察。”

他认为,要解决问题是需要政府作出更大让步,“你再谴责也没有用,就算我们这些人与他们(最前线的示威者)割席也没有用,有些年轻人拿着铁板在前线子弹横飞的情况也不退缩,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了,好多人说要劝年轻人,我都会说,你走到前线劝他们吧,那儿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你们亲身去劝吧,到时候,你才会了解那种绝望感。”

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为是否真的能够达到目的?阿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议。

很多中产朋友与家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阿祥与他们处于“冷战”的阶段,“基本上暂时都不见面,以免不欢而散”。

“他们需要的是稳定,只要赚钱,跟我以前一样,现在他们觉得我是激进派,为何有楼有家室,明明可以每个月去旅行还不满足,但有楼不代表你未来稳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乐乐生活下去,我会担心下一代的未来,不希望他们将来活在恐惧当中,过着没有自由的日子,我醒来了,知道政权可怕,希望他们有一天会醒,”他说。

人吐槽 人点赞

猜你喜欢

0 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你可以使用这些语言

查看评论:香港中产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楼,但更要自由!